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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贷定向松动政信合作曲径通幽

发布时间:2021-01-21 17:24:08 阅读: 来源:热风炉厂家

平台贷“定向松动” 政信合作曲径通幽

对地方融资平台贷这个烫手山芋,银行和监管部门正在想方设法减少它的烫手程度,或者把它放到不那么“贴肉”的口袋里去。  《第一财经日报》了解到,虽然银行正在对一些现金流较好的地方融资平台公司“网开一面”,但不论是监管层还是银行,总体上对平台贷仍遵循“降旧控新”原则。与此同时,债券、信托市场向地方融资平台全面开放,平台贷“债券化”、“信托化”两大趋势已现。前者是一种分散风险和透明化的较为有效的路径,而后者由于其透明化程度较低,恐将成为另一个风险聚集地。  挽救“错杀”平台贷  由于各地财力、政府信用、运营水平的差异,地方融资平台亦是良莠不齐。在监管原则不再坚持最初的“一刀切”,而是变得更为灵活之后,银行正在对平台贷进行甄别,试图挽救一些“被错杀”的优质平台贷。  今年1月,中国银监会下发《关于加强2012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》(俗称“12号文”),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遵循“政策不变、深化整改、审慎退出、重在增信”的总体思路,以缓释风险为目标,以降旧控新为重点,以现金流覆盖率为抓手,继续推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化解工作。  上述监管思路可以被理解为针对优质平台贷的“定向松动”。  昨日,工商银行一名人士向本报透露,该行目前对部分平台贷实行还款延期和还款结构调整,但有关平台贷必须符合两大前提:抵押品对贷款全覆盖,工程项目完工率达到60%。  上海银行副行长贺青也对本报称,根据银监会12号文指示,今年以来,该行对平台贷采取“大小口径”区别对待:对现金流好的平台公司,进行贷款展期,并投放新的增量贷款。“如果按照以前的政策,我们可能收紧贷款就不再放贷了,但现在我们收回贷款后又重新放款了。”  8月7日,上海银行与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(下称“上海城投”)签订战略性框架协议,为上海城投及其下属各单位提供总额最高不超过200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。  上海城投总公司总经理孔庆伟告诉本报,根据政策,公司的项目都有可行性论证,运营平稳,公司实行多元化经营,融资各方面都很正常。  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副秘书长巩平对本报表示,“平台公司放贷松动”并不是一刀切的,对于现金流良好的公司,银行自然乐于继续放贷。除了银行监管部门手中类似黑名单的平台公司外,其他公司可由各家银行自行判断是否放贷。  银行不愿再“撒钱”  不过,银监会所确定的“缓释风险”、“降旧控新”等政策思路决定了,即使对优质平台公司,银行也不会像当初那样激进放贷了;此外,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,以及新资本监管标准的落地,银行也没有意愿继续向平台公司“撒钱”。  今年6月7日,银监会公布有“中国版巴Ⅲ”之称的《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(试行)》,强化银行的资本约束;6月8日,央行扩大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,利率市场化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。前者意味着银行要从追求规模扩张向追求质量效益转变,而后者意味着银行负债成本上升——储户的钱变得越来越贵,银行需要更加理性地权衡风险与收益,而对于平台贷这种风险较高的品种,尤其是一些劣质平台贷的出血口,银行不得不贴上“创可贴”。  目前,银行总体上对平台贷的风险控制初见成效。8月29日,农行副行长郭浩达称,该行地方融资平台贷不良率降为1.17%,且不会集中出现还款高峰;该行上半年到期的452亿元平台贷中,96%以现金收回。  不过,在银行资产负债表内的平台贷风险敞口虽在缩小,但不排除部分平台贷正通过表外化的方式暗度陈仓。今年前7月,银行表外贷款(委托贷款、信托贷款与未贴现汇票)不断攀升。  债券市场“城投化”  站在社会融资规模的视角,今年以来,在新增贷款平稳增长的情况下,各类企业债券(包括企业债、公司债、短融、中票等)融资不断创下新高。央行数据显示,7月份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为1.04万亿元,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5401亿元,同比多增485亿元;企业债券净融资2487亿元,同比多增2065亿元。  企业债券融资飙升的背后,是监管政策宽松之下,地方融资平台不断抢滩债券市场的结果。从国家发改委主管的企业债,到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(下称“交易商协会”)主管的短融、中票、定向工具乃至资产支持票据,均向各类融资平台敞开了大门。  一个标志性的结果是,随着融资平台对债券市场依赖度的日益加深,企业债的“城投化”趋势愈演愈烈。据本报统计,2012年一季度,企业债发行97只,其中城投类债券71只,占比达到73.20%;在2009年以前的很长时间里,这一比例一直在30%以下。  近期以来,作为银行间市场的私募债,由于不受40%净资产红线限制,并且信息披露要求较低,定向工具成为众多融资平台眼中的“香饽饽”,天津城投、甘肃国投、苏州城投、合肥建投、西安城投、武汉城投、陕西高速等纷纷涌入,发行规模逐步放大。  本月初,交易商协会正式推出资产支持票据,这一品种旨在盘活企业存量资产,实现资产证券化,截至目前,资产支持票据总共发行4只,发行人均为地方融资平台或国资背景企业。  表面上,直接融资比例出现上升,社会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改变。然而,由于商业银行是我国债券市场最重要的投资者,相关金融风险仍大量淤积于银行体系内部。尤其是流动性较差的定向工具,其投资人有限,主要为商业银行。  “定向工具类似于一种银团贷款,实际上是绕过了针对信贷的监管限制,监管层可能默许了这条路子。”某大行机构业务部人士向本报表示。  一位债券监管机构人士向记者强调:“贷款和发债不一样,贷款出问题可以暗箱操作,债券出问题,不可能展期,到期必须还钱。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银行体系的风险,最终降低到什么程度,取决于投资者的多样化程度。”  信托“救驾”  除了到透明度较高的债市上融资,地方融资平台也乞灵于发行信托产品。  政信合作类业务是信托公司与各级政府在基础设施、民生工程等领域开展的合作业务。2008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启动后,信托公司开始寻求与地方政府在基础建设项目上合作,此后这类业务规模迅速膨胀。  2009年以来,地方融资平台监管趋严,监管部门要求信托公司控制政信合作的增量业务,重点开展存量业务清理,政信合作规模持续缩水。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,政信合作余额从2010年二季度末的3816亿元降至今年一季度的2510亿元,占比从12.91%骤降至4.74%。  政信合作风潮重新抬头,令这一状况在今年得到逆转。中国信托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,今年二季度,政信合作规模猛增744亿元,达到3254亿元,环比增速接近30%;在整个信托业务中,政信合作余额占比上升至5.88%,终结了多年来的连续下滑态势。  据用益信托工作室统计,今年上半年,信托业总共发行356款投向为基础产业领域的信托产品,与2011年同期发行的169款产品相比,增加了187款,增幅110.65%;上半年基础产业信托产品发行规模为718.95亿元,同比增长116.02%。  以国元信托为例,据披露,2012年以来至今,国元信托累计发行了30余款集合信托计划,大多为政信合作类产品,合作方主要为安徽省内的地级市、县级平台公司,由地方财政局承担偿债责任。国元信托母公司为国元集团,是安徽省属国有资产经营机构。  更有信托业内人士称,今年以来,在天津等一些地方,地方融资平台从信托渠道获得的融资,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从银行渠道获得的融资。  “目前,融资平台进入债务集中到期的时间段,加上各类保增长、区域振兴、刺激经济项目的启动,新一轮资金紧缺倒逼政信类合作猛增。”一位信托公司人士表示。  对于蜂拥而上的政信合作,上述人士表达了担忧:“部分项目没有经过详细的评估分析,便匆忙推出;而投资者在不了解项目细节的情况下,盲目相信政府信用,争抢政信合作的理财产品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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